“党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头号功臣” ——赵沨院长的政绩观

他是中央音乐学院实行“学年学分制”的提出者、“双选制”的制定者，也是“中西并举、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坚持者。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二任党委书记、院长赵沨。在他任职期间，中央音乐学院经历了一个被许多人称之为“黄金时期”的发展与中兴阶段，也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央音乐学院于1960年成为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赵沨院长为我们留下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印记，希望这些校史记忆，能够成为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

赵沨院长（1916-2001）

政绩为谁而树:

以事业为重

以师生为本

赵沨少小离家投身时代大潮，经历过战争洗礼和革命工作的淬炼。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与李凌等人一起成立新音乐社，成为国统区左翼文艺战线的一名得力干将；也曾作为第一批个人盟员，由李公朴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他还曾被党组织派到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从事华侨、统战、文化和青年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政务院、中宣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①，从事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相关工作。1956年12月，他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这所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掌门人。

1947年，与香港中华音乐院同仁合影，

左起：叶素、李凌、严良堃、赵沨、陈良

20世纪40年代，赵沨分别与

闻一多（左图）、张光年（光未然）、

李公朴（右图）合影

调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前，赵沨曾在文化部担任办公厅主任（兼计财司司长）、艺术局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司司长、音乐出版社董事长兼社长等职。他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素养、管理能力和外交才华，深得文化部领导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赏识。年方四十的赵沨本可以在仕途之路再上台阶，却因一纸紧急调令而与中央音乐学院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中央音乐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吕骥，还要主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工作，天津（学院时在天津办学）、北京难以兼顾；身兼作曲家、小提琴家等多重身份的马思聪院长，投入管理工作的精力也比较有限，因此上级决定将吕骥调回北京，为中央音乐学院补充一位年富力强的党员干部。考虑到工作的连贯性，起初仍由吕骥任党委第一书记，赵沨任第二书记。翌年吕骥正式调离，赵沨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以后又历任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虽然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和文化行政管理等工作，但赵沨认为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自己只是“半瓶子醋”。赴津前，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钱俊瑞约赵沨一起宴请苏联首席文化专家，请他介绍苏联高等艺术教育的情况。对方漫不经心说的一句“从中国艺术院校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专业水平只及苏联的中专”②，更让赵沨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如何改变、从何处入手？根据自己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赵沨认为“决不能‘下车伊始就发宏论’”③，而是应该先熟悉情况，尽快理出头绪，统一思想，才好开展工作。为此，他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召开各种形式、不同群体的调研会、座谈会，向教职员工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时间与专家教授单个恳谈，从中了解情况，集思广益。1957年春季开学时，他提出了到任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包括教学、科研、创作演出等方面），并在全院师生员工中广泛征求意见。最终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奠定了新的领导班子与广大群众同心协力一起工作的基础”。④

1956年赵沨到中央音乐学院任职后，召开调研会议

任职中央音乐学院，赵沨心里装的都是事业，想的都是师生。虽然吕骥书记离任时，学院已经初步形成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的教育体系，但赵沨认为，“作为国家的专业音乐教育，尤其是专业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这样的部署是不够的，办学的思路、机制必须改变”。⑤他提出，要着力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音乐精英人才，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教育体系，把学院办成“既是我们自己的，又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⑥在办学上，他主张中西并举、兼收并蓄；在人才培养上，他强调学兼中西、技艺并重；在学术发展上，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院于1957年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赵沨任副主任）。

上图：1963年除夕夜，中央音乐学院师生

赴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演出，

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赵沨（右2）等人

下图：1963年3月7日，周恩来总理陪同

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夫妇来院

访问并观看音乐会。

图为音乐会开始前赵沨（桌前站立者）

向来访贵宾介绍学院情况

在中央音乐学院办学历史上，曾经历了几个关键时期和重要节点。赵沨带领大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战胜了一波又一波的风浪。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教学与科研部门全部划归该院。赵沨认为，在中国办音乐学院，不能没有民族音乐。他在顾全大局，坚决服从上级决定的同时，努力挖掘内部潜力，将蒋菁、罗映辉、吴锡麟等在民族音乐方面有一定基础的老师和民乐系的3名毕业生，组成民族音乐理论小组，为全院师生开设民族音乐理论课。“文革”期间，“中央”“中国”两院合并。1980年，文化部决定恢复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再次面临分院。当时学院内部既有“主分派”，也有“主合派”。在这个关系到学院未来发展和组织架构是否完整的关键时刻，赵沨率领学院领导班子上上下下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在他们的据理力争下，最终将民乐系和音乐学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保留下来，并挽留了一批在民族音乐表演和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名师大家，使学院仍然是一所中西合璧的音乐学院。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建立学位制度。当时对于艺术学科是否需要设立博士、硕士点，是否应具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争议较大，甚至一些权威专家都持反对意见。赵沨是支持设立的“少数派”。在这个关系到全国艺术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大事上，赵沨认为“必须力争”。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赵沨以其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养和能言善辩的口才，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最终为艺术学科争得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6年，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在郑州召开。赵沨（前排右2）作为艺术学

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参加会议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赵沨的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就不会有中央音乐学院今天的发展格局和世界影响。正如学院第四任院长于润洋所言：“在关键时期如果没有一位在办学上真正有眼光、有魄力的领导者，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方面，赵沨同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⑦

树什么样的政绩：

以基础固本

以长远谋势

作为一院之长，赵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思维广度和实践深度。他从不讲空理论、大道理，而是处处与学院发展、教育实践相结合。他为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的工作，同时，由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全国专业音乐院校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也使赵沨责无旁贷地承担了全国专业音乐（艺术）教育发展和建设中的一些重要任务。

在办学上，赵沨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花拳绣腿、急功近利。他十分重视附中（音乐人才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和基础学科的建设，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他把最优秀的专业教师留在附中任教，提出要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为了使附中的工作与大学更好衔接，他邀请附中校长参加学院定期召开的集体办公会议（学院于1958年建立院长、系主任集体办公制度）。另一方面，他也很重视视唱练耳、钢琴副科等音乐基础学科的建设。为了让非钢琴主科的学生也能接受一定的钢琴训练，他组建钢琴共同必修课教研室，组织编写相关教材。为了调动音乐基础课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他还在职称评定上予以一定倾斜。

1981年在学院举行的冬季运动会上，

年逾花甲的赵沨（中间跑道右）与

附中校长俞慧耕（中间跑道左）一起奔跑

赵沨认为，音乐教育的目的不仅只是为学生打好音乐专业的基础，还“在于教育学生获得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并通过音乐表现现实、变革现实的能力”。⑧他十分认同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的人才培养理念：“广博其知识，完善其专业，高尚其志趣，澄清其品格”。⑨

曾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工作的赵沨，对西南联大的教学体制颇为赞赏。他认为，该校之所以人才辈出，是因为将“计划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1957年，他组织相关部门制定学生加修和选修课程的管理规定，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仅1961-1962学年，学院就开设了“欧洲音乐美学史”“文学名著选读”“钢琴艺术史”等各类新课（讲座）十余门。同时，为了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赵沨亲自给文化部领导写信（1961年），请其特批给学院十多部苏联和美国的音乐传记电影，供学生学习观摩。

上图：1961年夏，赵沨任罗马尼亚

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声乐比赛评委，

与我国参赛选手在布加勒斯特合影，

左起：1郑石生、2黄揆春、3洪腾、

5鲍蕙荞、6赵沨、7许建国大使、

8刘恒之（领队）、9李其芳，

其他为使馆工作人员

下图：1962年，赵沨率中国青年音乐家

演出团赴港、澳访问演出。

此行后，当时的港英政府

正式宣布承认我院毕业生学历学位

改革开放以后，配资服务，股票配资，全国配资门户赵沨又提出了实行“学分制”的设想。他认为，高等音乐院校的必修课虽然都很必要，但是排得太满，学生负担很重，“除了应付必修课外，很难来进行主动的、适合自己的个性发展和终身志趣的学习”。而这种矛盾，可以用“学分制”来解决。但是,“学分制”实行起来有一定难度，首先是“由于音乐院校共同必修的课程太多,选课的余地比较少”,其次在学分的计算上也比较困难。因此他觉得根据当时的条件，“音乐院校实行‘修毕考试制’可能比较合适。就是每修完一门课程,举行考试,成绩合格作为修毕。另外,多开一些选修课,使学生在可能的条件下自愿选修,以适应学生个人的志趣”。⑩

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条件尚不成熟，赵沨任内未能实现上述设想。中央音乐学院实施学年学分制，是在赵沨退居二线（1982年成为名誉院长，1983年底卸任党委书记）后，由其继任者吴祖强院长和时任学院副院长于润洋共同完成（1983年开始酝酿，1985年试行）。赵沨的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奉献精神。

从左至右：于润洋、吴祖强、

吕骥、赵沨，摄于1990年

除了“学分制”，在人才培养方面，赵沨还积极推行“双选制”。他认为，“音乐教学是一个技艺性很强的行业”，存在着“教学双方在风格、个性上不对路，从而收不到很好的效果”的情况。因此，“必须实行学生可以选择教师、教师可以选择学生的办法”。⑪1980年秋季学期，首先在声乐系⑫试行“双选制”，取得良好成效后，逐步在全院推行并一直沿用至今。“双选制”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赵沨教学民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左图：1983年，赵沨接待来院访问的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右图：1979年，赵沨接待来院访问的

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

靠什么树政绩：

以实干立身

以实绩服人

除了在关键时刻决策果断、敢于担当，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中，赵沨也是一马当先、亲历亲为。他一次次地制订和修订教学计划、教学方案，组织编写各种教材；他想方设法为学院添置设备，积累图书资料；他亲自组织各种音乐创作活动，带领师生深入生活，为群众服务；他不仅掌舵专业音乐教育，还为社会音乐教育（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主任）和学校艺术教育（曾任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呕心沥血。

1998年李岚清同志看望慰问赵沨院长

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两支队伍：一支是素质高、专业强、思想正的教师队伍，另一支是懂业务、善管理、讲奉献的管理队伍。赵沨认为两支队伍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都很重要，在人才引进、管理、培养、使用等各个环节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竭尽所能，四处奔波网罗人才，一方面将各地、各单位派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音乐的归国留学生尽可能地都（除了一位军委总政治部派出的有军籍的教师）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如陶纯孝、柏林、王振山、宗柏、王永新等），并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继续选派刘诗昆、殷承宗、林耀基、赵屏国、盛中国、左因、白宇、郑小瑛等十多名师生赴苏联参加比赛和留学；另一方面从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全国重点大学招收了一批人文社会学科的高材生（如蔡仲德、方承国、潘必新等），分配到大学、附中担任文化（体育）课教师。为了提高行政管理和后勤人员的文化水平（当时大都是退役军人或普通工人），赵沨安排他们上“夜校”，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赵沨当时留任的部分非本校派出的

归国留学生：管弦系陶纯孝（上左）、

王振山（上右）、柏林（下左）、

王永新（下右）老师

队伍形成以后，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华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赵沨认为，一方面要营造团结、民主、开放的学术氛围，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在政治上信任、精神上鼓励、事业上支持、生活上关心。他曾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主动为管弦系陶纯孝老师购买当时在国内很难得到的单簧管哨片和修哨片的剪刀；亲自带领民乐系胡志厚老师到河南开封拜访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曾在紧张的形势下，鼓励、保护当时（20世纪60年代初）还是音乐学系年轻教师的于润洋开设“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讲座课程；他以兼任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1964年）的特殊身份，把排演新歌剧《阿伊古丽》的重任交给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的郑小瑛老师；他经常利用节假日，到后勤师傅家中走访慰问……他的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深得大家的敬重和爱戴。

1975年，赵沨（右3）与方堃（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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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贵（左3）、王质品（左4）、

张来旺（右1）等职工合影

在工作中，赵沨讲方法、重潜功、求实效。为了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民族民间音乐，他组织音乐学系师生拟定《民族民间音乐必读文献目录》，在附中试行所有学科必须背诵一百首民歌方可毕业的规定（1959年）；为了在音乐学系尽快开设“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民族音乐理论”三个新专业（1957年），他采取了“先上马，后加鞭”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还十分重视倾听师生的意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一名学生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1960年）发现该院在教学管理上比我们更精细，回来后她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赵沨。赵沨即派党委副书记刘锋锐带领方仟、韩里等干部教师，赴上海学习取经。

作为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赵沨懂政治、懂教育、懂管理，有眼光，有才干，有人格魅力。他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遵循专业音乐教育规律，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音乐人才做出了突出业绩。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专业音乐教育思想，为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科学发展做出了思想和理论的贡献。他作风民主，求真务实，团结同志，被行政管理干部称为“好班长”；他公道正派，知人善察，任人唯贤，被广大师生视为可信赖的良师益友。虽然他自己的正高级职称直到临退休时才得到解决，但他无怨无悔，一直深爱着与他“祸福与共”四十余载的中央音乐学院。

赵沨在校牌前留念（摄于1990年）

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称赞他是一名“矢志不移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在音乐教育战线上的头号功臣”。⑬前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评价他“是一位信仰坚定，有远见、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家”。并称“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精神，这就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并且敢于直抒己见、坚持原则的精神”。⑭